由此，政策取向直接决定了法律的内容，战略规划色彩浓厚的政策成就了同样性质的立法。
阿罗提出的五项公理性条件看起来每一项都是合理的，但是将它们加在一起却成为没有任何群体可排规则（社会福利函数）能够满足的事实。（注：条件5 表示，社会选择建立在集体决策的基础上， 而不是取决于某一个人的偏好。
只要存在选举政治领导人的程序， 并且每隔一段时间选民可以重新选择领导人， 民主的目标就有希望达到。[37] [英]哈耶克著， 邓正来译：《 自由秩序原理》（上册）， 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第356 页。如果缺乏有效的权利保障制度， 就会给暴政打开后门。[35]在经历了种种大民主和不民主的苦痛和折磨之后，人们才切实明白什么是民主，为什么需要民主， 又当如何完善民主。除了增加信息内容，他还强调了人际效用的比较， 即满足感的人际间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 相对圆满地达成了社会选择的某种可能性定理, 解决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引发的困扰。
[7]但是，在当代社会， 民主却普遍存在被神化的倾向。这意味着， 依靠多数原则进行投票， 要在各种个人偏好中选择出一个一致的社会偏好是不可能的。这场正在进行的改革将人口法制由单一的战略规划视角转向更多的权益保障取向，其中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我国的人口法制要与现代法治精神的人权保障取向相适应，就必须从根本上尊重每个人自主而理性的生育决定。此外，在其他人口法制当中，这种转变亦相当鲜明。2012年通过的《杭州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对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有类似的规定，保障水平更高，包括部分传染病免费检查和治疗、劳动安全卫生权益保障等，持临时居住证的流动人口更可以进一步享受十三项公共服务。未来的生育政策应当由当前的一孩政策(对某些人群是有条件的二孩政策)逐步过渡到不(强行)限制政策，通过更为柔和的引导机制促使每个家庭自主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行为。
这项规定所提供的制度支持相当广泛，而且殴打等的等可以涵盖多种暴力方式，且不一定以违法行使职权为前提，给人口领域行政行为对象的国家赔偿申请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只待制度环境出现有利的时机即可产生重要突破。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实施，是人口法制的一个新转折。
(四)完善救济途径，确保权益保障目标此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在生育权和其他人口权利方面的救济途径，确保权益保障目标能够得到充分实现。因此制度变迁在所难免。⑤1998年《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2001年《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的通过，则从中央层次进一步完善整个行政管理的规范依据体系，后者规定了手术者的同意权、安全保障权等，已经开始注重公民权益的保护。按照合同，夫妇一方按期结扎的，保证金如数退还。
另一方面，当时国内资源短缺，生存和发展压力严峻，这种状况下人更容易被作为一种工具和资源看待(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我国最丰富最重要的资源)，从管理学的视角实现最佳资源配置是十分迫切的要务。保证金的标准，由县人民政府确定。熟悉我国社会生态的人会明白，这里迫于人员流动性等原因，措施更为间接，而回旋余地也更大，客观上是缓和了下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权利保障意识逐渐进入人口法制并逐步降低战略规划目标的相对权重。
另一方面，这些权利体现了对人的最大限度的尊重，承认每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有能够负责任地做事情，负责任地作出人生决定。已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妻一方必须采取绝育措施。
更深一层的是，市场经济秩序意味着个体在获得货币投票权之余，还获得与之相伴的一系列配套内容：个体基于主观效用(subjective utility)进行自主价值判断的空间。(三)扩展人口法制的覆盖范围与此同时，人口法制需要向更广阔的领域进一步扩展开去，提供针对整个人口变化过程中相关权益保障问题的制度支持。
至少在规范方面，直接可见的例子为数不少。由此看来，当代中国人口法制确实在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性的变迁，由纯粹把人当做一种资源(劳动力)和负担(自然资源及社会产品消耗者)进行数量控制与战略规划的价值定位，逐渐转移到重视人本身的权益、重视医疗、保健、教育、家庭关怀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定位上来，强制手段在逐渐柔和化、人性化，生育限制在逐步宽松化、灵活化，法律定位由纯粹的管理走向更多的服务，整个人口法制在法律价值和法律技术上都产生了重大改变。1990年《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和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就显得更间接一些了，第10条(第二项)第3点规定：对于不接受教育、不采取补救措施，而继续计划外怀孕甚至生育的，按下列办法给予经济制裁和行政处分：……3.因超生而被开除公职的，由原单位通知其被开除后的居住地的计划生育部门执行征收超生子女费和采取绝育措施。后一救济途径主要是一来我国行政法未全面吸纳公法合同，对于其中有关合同的纠纷只能选择民事途径。积极主张富有人性化色彩的权益保障措施，参与推进人口法制转型，是当代中国公民应当直面的时代使命。④1980年，《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成为专门地、系统地规定计划生育事项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
(19)形式法治国(formelle Rechtsstaat)的思想早已过时，而实质法治的精神要求以个体权益保障为法治的根本内容。例如，大连，苏州等城市都先后开展了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瞄准了更广阔的视野，从青春期生理健康辅导到新生儿感染防治，从社区护理到家庭保健，从关爱女孩行动到临终关怀，改革覆盖面越来越广，更全面的人口政策在一个更深谋远虑的战略视角中得到展开。
但论文观点与文责全由作者负责。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0年《婚姻法》中，就有了人口法制的内容。
更何况，这些经济价值的计算出现了参差不齐的众多版本，对于我国可承载的人口上限，一些专家曾经作出过9.5亿、10亿、15亿～16亿、17.2亿等各种不同版本的估计，而这些估计在现在看来仍然有很大的细化空间，计算方法尚需要进一步细化、需要仔细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正面变化。并且，这种处罚很难满足个案公平的要求，因为社会抚养费的标准通常是一刀切的，而不同家庭超生所带来的额外人口对社会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则千差万别，甚至导致很可能经常处罚给实际上社会带来正外部性的生育行为，这也是这一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各种与资源配置紧密相关的法制中，决定权力的分配已经开始不断地由政府单一垄断的方式转为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按一定秩序加以分享的模式。这种变迁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第3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人口也是一种资源，而且甚至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资源。
【内容提要】 新中国的人口法制经历了从战略规划到权利保障的渐变过程，这场变迁仍在缓慢推进之中。不仅如此，当时人的知识素养和专业技能普遍比较低下，而劳动时间和耐受能力相当突出，数量优势比质量优势体现得更为充分，选择侧重群体视角进行整体战略配置而非个体视角进行权益保障是有其客观基础的。
例如1987年《河南省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的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经批准生育二胎的农村独女户夫妇应与村民委员会签定合同，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有关户口迁移问题，各级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国务院[1977]140号文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和有关规定执行，对农村人口迁入城镇要严格掌握。
另一方面，现代法治呼唤人权保障价值，也对我国人口法制提出了转型的要求。部分情况下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关 键 词】战略规划/权利保障/人口法制/法治精神新中国的人口法制①经历了缓慢而曲折的变迁。在资金运作保障和基于社会中介组织的公私合作等方面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从这个角度上看，现代法治秉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追求普遍的、不受贬损的人格尊严，我们不能一边将民众当做理智不成熟、行为不负责的人看待，一边要求他们承担只有完全行为能力人才能承担的沉重公法责任。确认公民生育权的法律地位是当前人口法制的一大突破，在未来，随着权利保障价值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深化，围绕生育权的相关权益保障机制将成为新的人口法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人口法制的未来道路要实现人口法制的全面转型，实现国家战略和个体权益保障的合理平衡，就应当适度弱化人口法制的强制性计划色彩，变各种强制性计划及配套措施为指导性的机制，充分尊重全社会的权利与自由，并且尽可能为不同类型人口提供针对性的细致服务。向法院起诉是另一种救济途径。
一定程度上规划自身生活的自由和能力。而行政复议亦应切实执行其职能，对行政活动的形式与程序要件进行严格审查，并要注意进一步从实质方面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现代法治思想高扬权利观念，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尊重每个心智成熟的人自主决定自身事务的能力，最大限度地保证一个人能够按照其独立自主的意识进行行动。按理说，人口生产和抚养的决策权更应当交给社会、交给家庭和个体自行决定，尽管这些决定会存在一定的外部性，例如挤占供给弹性不足的公共资源、压缩供给弹性极小的公共空间等，这些外部性似乎必然导出需要限制繁衍和征收公共费用(例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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